健康中国战略强调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福祉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疾病或羸弱的消除。健康与疾病社会学更是提出了广泛的健康定义，强调健康和疾病并非简单的生物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受错综复杂的权力动态、沟通模式以及更多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其中，医患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对于保障全民健康、促进医疗公平至关重要。

一、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信任、沟通和权力的社会互动关系

提及医患关系，首先需要区分和反思如下几个常用的词语：医患关系、医患互动、医患交流、医病接触等。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交替使用这些词语，也不会去细究这些词语的差别。但近些年，学术界开始反思“医患关系”一词，认为关系（Relationship）是对医患互动体验不恰当的描述，是把医患的接触简单化了，甚至提出一些替代词汇，如医患的相遇（Encounter）、互动（Interaction）、连接（Association）。另外，“医患关系”一词常把关系限定在医生和患者双方，实际上医患互动常常牵涉很多人：患方包括患者及其亲朋好友，医方则包括医生、护士、其他辅助人员和医院管理层，等等。医患的互动还涉及很多外围因素，包括医院、医疗管理机构、医疗体制及相关的行政规范，等等。这提醒我们应看到医患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仍把医患关系放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上。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信任、沟通和权力的社会互动关系，涉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角色期待、情感联结和信息交换。医患关系研究中谈论得最多的莫过于医患沟通和医患信任，这也是医患关系影响患者健康的重要中介机制。沟通直接影响医患间信息交换的质量和完整性。有效的医患沟通能达至更好的病史采集，增进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理解、增强依从性、提高满意度，并最终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无效的沟通会导致患者感到不被倾听或不被尊重，直接损害医患关系并对健康结果产生负面影响。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要素，直接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和依从性。当对医生信任时，患者更有可能全面、真实地告知医生病史、生活习惯和用药情况等个人信息，这有助于医生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患者也更可能遵循医嘱，积极参与治疗过程，进而取得更好的健康结果。与之相反，对医生信任度低的患者可能隐瞒病史、减少就诊频率或不遵循治疗计划。

二、医患关系对患者健康的重要性

很多研究揭示，医患关系对患者健康有显著影响，因为它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满意度、情绪与心理健康，进而改变患者的生理结果和疾病康复情况。

良好的医患关系能提高患者满意度，并增加其对治疗的依从性。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关键，是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对治疗原理及其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健康管理的掌握程度。医患沟通具有对患者传递信息和进行健康教育的功能，良好的沟通能帮助患者理解疾病知识。患者能够理解医生提供的信息，则更有可能承认自己的健康问题，理解治疗方案，根据医疗建议改变其不利于健康的行为，遵守医生的治疗方案。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则不仅受到医护人员对待患者方式的影响，也受到患者是否感觉自己在诊疗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并被纳入决策过程的影响。因此，能提升患者满意度的医患互动是医患共同决策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与传统的家长制医疗模式不同，这种模式更强调患者的知情权和积极参与自身健康管理决策全过程。这也让患者对自身健康有更大的掌控感，感到被赋权和被重视也会让患者更倾向于遵循治疗方案。

此外，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也是患者关怀的一部分，能给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并发挥疗愈的效果。笔者长期在一所肿瘤医院做调查研究，患者常提及，医生的一句话就会影响他们住院期间一天的心情。但凡医生在查房时对病人多问候、安慰或鼓励一句，患者一天的心情都会处于积极的状态。面对疾病的不确定性，患者处于焦虑、紧张、担忧的状态，医务人员此时安慰的话语、关怀的眼神和动作能有效地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在此过程中，医患关系对患者的心理健康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身患重大疾病的患者。前文提及，健康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福祉的完满状态。在医患互动中，患者感到被支持、被理解，这带来的积极心理影响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管理身体疾病和改善自身整体的健康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医患关系的疗愈效果与医疗技术同样重要。

良好的医患关系对患者带来的积极影响看起来是“软性”的（如满意度），但这些“软性”的改善会进一步改变“硬性”的生物医学结果。医学研究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多种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包括情绪状态、症状缓解、功能状况、生理指标及疼痛控制等方面。如罗特（Debra Roter）与霍尔（Judith A. Hall）在《Doctors talking with patients/patients talking with doctors》一书中详细列出了医患关系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医患沟通与术后更快的康复、止痛药使用减少和住院时间缩短有关，也与血压和血糖水平等生理指标的变化有关。当医生能够清晰传递信息，尤其还同步给予情感支持时，患者的焦虑情绪会减轻，症状缓解更明显，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如果医生的信息传达还辅以资料提供或健康教育，患者（尤其是手术患者）的疼痛程度会降低，身体功能会改善，情绪和焦虑状况也会好转。

医患关系中“软”的部分，如有效的沟通和信任关系，让患者对自身状况和治疗方案有更好的理解，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依从性是改善身体健康指标（如血压、血糖水平）和有效症状缓解的直接途径，尤其对慢性病的管理而言十分关键。另外，医患关系中，医生对患者疾病的全面了解也与患者疾病症状的缓解有密切关系，尤其在精神科这类缺乏可靠客观诊断指标的领域。在精神医学领域，由于缺乏可靠的客观诊断指标，临床诊断高度依赖真实全面的病史采集和详细的精神检查。如，知名精神科医生肖水源教授表示，为了能对每一个病人有充分的了解，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他只能看普通医生一半的门诊量。但也正是因为充分的沟通、对患者病情的全面了解，才能让他更好地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治疗，实现诊疗目标。何况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医生明确探寻患者的情绪感受，并表达支持和共情，这本身就是疗愈，能带来患者心理困扰的减少以及症状的缓解。而对康复科这类需要长期缓慢投入、不能马上见成效的领域，医患间建立彼此信任的良好关系尤为重要。在康复医学领域，良好的医患关系能让医务人员及时干预、患者更好地坚持康复训练，长此以往则能加快患者的恢复进程，优化康复效果。在当下深度老龄化和慢性病时代，慢性病老人需要长期参与疾病的管理和身体的康复训练，医患间的信任与互相依赖对老人的健康维护和身体康复能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三、医患关系的社会影响因素与健康不平等

学界对医患关系总结了很多模式，如萨兹（Thomas S. Szasz）和霍兰德（Marc H. Hollender）根据患者疾病的性质和病情紧急程度将医患关系分为主动—被动模式（急症抢救治疗，医生主动、患者被动）、指导—合作模式（急症、感染性疾病，医生指导、患者合作）、相互参与模式（慢性疾病，医患较为平等地互动）；伊曼纽尔等（Ezekiel J. Emanuel，Linda L. Emanuel）根据医生的沟通方式将医患关系分为四种模式，包括家长式、告知式、解释式、协商式。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医患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患者病情、医生的诊疗地点、场景、机构等。另外，医患关系不仅是医疗互动的过程，更是一种社会互动，受到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影响医患关系的社会因素包括：阶层、性别、民族、文化背景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医患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对患者健康带来不同的结果，医患关系也成为健康不平等再生产的中介机制。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方式和语言表达存在差异。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倾向于使用更明确的科学语言，而普通患者尤其是收入或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患者在沟通中多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且更多地依赖非语言沟通。这导致医患互动中，医生常主导谈话，而来自相对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常感觉和医生的交流不畅。社会阶层背景也形塑患者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相对较低的患者更常感觉与医生沟通不畅，难以理解复杂的健康信息，可能面临更少的沟通和支持。这直接阻碍了他们参与医疗决策，导致依从性不高，不利于疾病诊疗和健康结果。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与医生群体的“社会距离”更小，在医患互动中，通常能获得更多信息、更详细的解释和参与决策的机会，进而带来更好的治疗依从性和健康结果。

性别影响医患间的互动与沟通模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外大多数医生都是男性，这也导致医学中的“男性偏见”。男医生与女病人的互动中，女性在医疗参与和决策中的掌控较少，常常被置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近几十年，医疗队伍中女性越来越多，但男女医生在与病人沟通互动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少研究揭示，男性医生较少使用传达温暖和同理心的非语言线索，如微笑或保持眼神交流。他们更倾向于提供纯粹的生物医学信息，而不是进行心理社会对话。女医生更倾向于使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式，提供更高频率的共情表达、更多开放式的问题、更长的沟通时间。整体来说，在医患互动中，医生对女患者更容易发生“性别认知偏差”，女性患者主诉的问题容易被低估或进行“情绪化”归因，从而影响对其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这不利于她们的健康结果。

文化、语言、民族等背景也会影响医患互动。医患语言不通或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误解，进而降低医患沟通的质量和治疗效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对疾病的认知和医疗的选择受各自民族信仰和文化的影响，对医疗的态度和期望差异显著。有学者提出“种族一致性”现象，即医生和患者拥有相似的种族或民族背景，被证明有助于更有效的医患沟通。在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中，医疗服务质量方面的种族和民族差异持续存在，这些差异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医疗服务获取途径、系统性偏见等方面的问题，还与医患关系中的“文化敏感性”有关，即医生理解和尊重患者的文化背景、信仰和行为的能力。因此，即便医患之间种族或民族不一致，也可以通过提升医务人员的文化敏感性达至更好的医患互动。我国多民族地区医患间语言差异、沟通不畅的问题突出，需要医护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耐心沟通，不少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还需配备翻译或双语的专职人员。全球化时代，跨民族、跨区域、跨国流动的增加，国内外很多研究都在关注移民群体、多民族多语言环境中的医患互动，探索如何提升医生的文化适应能力，改进医疗服务，这也是医患关系中不得不回应的问题。

医疗体系和社会结构带来系统性制约。医患关系不仅是个人互动，还受到组织制度（如医疗机构的运行规范）和宏观社会结构（如医疗体系、政策、经济因素）影响。我国三级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常常人满为患，而一二级医疗机构则门可罗雀。在公立三甲医院的医患沟通中，不少医生半天门诊需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因此更侧重支配性对话模式和效率性对话逻辑，这与医生的角色压力具有内在关联，这种压力来源于医疗场域的制度安排，如工作效率要求、高患者—医生比例、互动时间限制。然而，这样的医患沟通质量有限，患者难以获得充分关注，易引发误解或冲突。医患间的信任还与更大的社会信任有关。医疗的商业化、市场化走向将患者转变为“消费者”，患者需要为自己的看病就医自付不少费用，也常常以“消费者”对待商品的心态选择和评价“医疗服务”，这不利于医患信任；社会公众对医疗体系的整体不信任，如认为医院谋利，则会进一步加剧医患矛盾。此外，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患者可能面临医疗服务获取障碍，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少、对医疗体系抱怨多，这也会带来医患关系紧张。

医患关系虽然是维护人们健康的微观互动，但它在上述更大的宏观社会结构中运作并深受其影响。在此过程中，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也在医患互动中体现出来，并带来健康不平等的再生产。例如，来自低收入背景或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常常在健康素养方面处于劣势，这直接影响他们与医生有效沟通的能力，不利于他们获取最适合的医疗服务，也可能降低他们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和依从性，进而对其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四、共同构建更和谐、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作为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石，其质量对患者的健康具有多维影响。医患关系本身受到阶层、性别、文化背景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成为健康不平等再生产的中介机制。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获取医疗服务中不同的经历和结果，进而影响健康结局。改善医患关系是促进健康的关键一环，更平等的关系也有助于缩小健康差距。

医学社会学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提出解决健康差异并促进健康公平需要超越仅仅关注临床症状，转而理解并积极应对塑造患者健康、疾病体验的社会背景。这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医患关系的改善。改进医患关系除了需要提高医生和患者的沟通能力，还需要改变更多当下形塑医患关系的本土“社会因素”。

首先，医疗机构应系统性地开展医务人员人文关怀和沟通技巧的培训，将医患沟通纳入医学院课程和继续教育培训，提升医务人员共情能力、对患者沟通差异的意识，以及信息传递的清晰度和有效性。沟通中不仅包括对医学知识的讲解，也要注重倾听技巧和文化敏感性的培养，如根据患者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受教育程度调整表达方式，以弥合医患之间的认知差异，让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另外，医疗体系和医学培训项目应拓宽对“治疗效果”的理解，明确将“健康”的心理和社会维度纳入其中。让医务人员认识到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疗工具，影响着患者的整体福祉。

其次，社会层面应加大健康科普力度，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增强患者在医患互动中表达和自决的能力，使其能更有效地参与到自身的健康管理和治疗决策中。通过线下和线上多渠道结合，提升普通民众对疾病和医疗的理解，如针对老年人开展社区健康讲座、针对年轻人则通过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健康宣教。在此过程中，也要加强对网络医疗信息的规范，拓展官方渠道让患者获取可靠信息，提升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值得欣慰的是，健康科普正成为各大公立医院鼓励医生去拓展的业务。此外，还可针对健康素养及表达能力有限的患者提供干预措施，如医患沟通中的健康代理人制度、多民族地区就医的翻译服务，以改善沟通效果，进而提升特殊群体的健康结果。同时，医疗体系应积极推进医患共同决策模式的实施，确保患者在知情、自愿的基础上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比如，在慢病管理中，引入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如健康管理手册，从而增强患者的自主性和治疗依从性。

最后，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在医生和患者之外，去关注“上游”的社会决定因素，即影响和形塑医患互动的社会因素。这需要政策层面和医疗机构以患者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如医疗机构优化就诊流程，改善医院环境，提升服务便利性，多维度地建立和巩固患者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在医疗体系深化医德医风和作风建设的当下，医疗机构完善医德考核机制，将医患关系纳入医务人员考核内容，推动医生改善态度。在医疗体系层面，需要优化医疗资源分配，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减少三级医院就诊人数，减轻医生工作压力，如利用数智技术来解放繁琐工作，促进高质量医患互动；注意健康公平性，完善医疗体系和保障水平，让不同疾病的患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合适的、较为满意的医疗服务。

审校：李艳

责编：王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