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既是对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再部署，也提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命题：在传染病跨境流动、慢性病负担叠加、卫生系统韧性不足的时代，中国以“以人民为中心”为底色的卫生治理经验，能否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知识资源与制度想象？答案不在理念里。从武汉方舱到非洲公立医院，从海外中医中心建设到传统医药纳入初级卫生保健的讨论，中国经验正以临床、项目与制度形态进入全球卫生现场。

援外医疗队的轨迹，恰是这一宏观进程的微观注脚。2020年初，笔者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参与以中医为主的新冠肺炎救治，随后入选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后又作为第18批中国援津医疗队唯一中医师，在哈拉雷参与中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筹建与运营。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援外医疗的实践，提供的不仅有直接面向病患的医疗援助，而且在跨系统的全球卫生协同治理、传统医学如何纳入现代卫生体系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的知识共生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大议题上，都沉淀出了可被校验、可被借鉴、可再本土化的治理方法与知识资源。

一是跨系统的全球卫生协同治理何以可能。海外中医中心不是文化展馆，而是复杂卫生系统中的嵌入实验。从江夏到哈拉雷，国内方舱里的“三区两通道”、PPE使用、预检分诊与社区闭环管理，到了非洲公立医院，要重新面对人力、空间、药品供应、本土治疗师网络和患者就医习惯的约束。因此，援津医疗队在帕里雷尼亚图瓦医院把中医诊疗室、特色技术治疗室、示教室嵌入公立医疗空间，带教本地医护，服务对象从侨胞扩展到本地居民，把中国的“中西医协同”转化为受援国可感知、可参与的卫生服务。

具体来看，援外医疗对当地卫生系统的嵌入可视为复杂系统中的局部实验：开拓型试点，把中医药首次嵌进津巴布韦最大公立医院的日常；管制型试点，执业许可、机构牌照、中成药注册与病历规范须进入当地监管语境；路测型试点，针刺、艾灸、推拿是否被本地医生和患者接受，要在真实病例里检验；众筹型试点，使馆、医院、援外队、中资机构、侨社与津方卫生部门共同提供资源与合法性。

二是传统医学何以纳入现代卫生体系。世界卫生组织（WHO）自《阿拉木图宣言》以来反复强调初级卫生保健与可及性，同时指出传统医学不能取代现代急救与循证药物，监管、培训、认证与产品安全必须同步推进；非盟药品机构也要求在尊重本土知识前提下建立质量、安全、有效性评价框架。问题恰恰在于：许多国家有传统医学政策，却没有实施计划；有法律框架，却没有支付机制、人力标准和药物警戒体系。以津巴布韦为例，2020—2021年，基于两国传统医学合作备忘及疫情“绿色通道”，笔者参与6款中成药以药品性质在本地注册的过程。尽管有自上而下的渠道，但相关部门对政策理解不一，审批时长远超预期；获批后虽被作为传统药物通用注册参考，却仍面临挑战。

在国内，中医药被纳入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康复与治未病；在海外，中医中心通过援外医疗队、驻外机构、受援国公立医院与中资企业形成混合治理架构。它回答了一个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当现代医疗供给不足、传统知识又被正式系统排斥时，卫生系统如何既不回到纯西方生物医学路径，也不陷入非理性传统主义。

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不在于“针灸很神奇”，而在于证明传统医学可被现代卫生治理“收编—改造—协同—问责”：有病历，有适应证与禁忌证，有感染控制，有培训，有科研登记，有中西医会诊机制。正如中医在津巴布韦的推广策略——先用西医逻辑帮患者理解病情，再用患者可接受的中医疗法综合干预；在传统医学与生物医学不能“双肩挑”注册执业的前提下，中国的具体实践丰富了诊疗路径，也推动了公众就医观念的转变。

三是如何实现全球公共卫生的知识共生。在传统的全球卫生格局中，南北权力的不对称由来已久：指南在日内瓦撰写，证据来自高收入国家试验，低收入国家负责执行。后疫情时代，这种等级秩序正在松动。非洲国家要求建立自己的传统医学科学框架；WHO新一阶段传统医学战略也强调证据、政策、整合与本土知识保护并重。因此，中国的援外医疗不应随着项目的完结而退场，而应将援外医疗队在非洲留下的病历、培训材料、适宜技术目录、不良事件记录和卫生经济数据，转化为可比较、可复审、可本土化的公共知识。

与此同时，中国践行“健康中国”国家方略的理念与实践，不仅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内基础，而且对于发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伦理体系具有启示意义。早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就确立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工作方针；十年后，大会进一步将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六种能力并列提出。这意味着，卫生治理从医疗服务供给拓展为全政府—全社会—全周期的治理工程。

全球卫生政策研究表明：健康不平等从来不是单一的医疗问题。伦敦健康公平研究所研究指出，收入、教育、住房、就业与环境共同塑造健康结局；WHO初级卫生保健框架强调，公平可及的卫生系统比单纯增加高技术投入更能改善人口健康。中国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政党使命、国家能力与基层治理结合起来，使“人民健康”既是福利目标，也是治理正当性来源。因此，健康不是市场副产品，而是公共品；不是危机后的补救，而是发展规划的前置变量。对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卫生系统而言，这种“健康优先”的国家逻辑，比单纯移植医院管理技术更具启发性。

面向2035健康中国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大贡献，不是输出一套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方法：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基层和预防为支点，以中西医协同为特色，以政策试点为机制，以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为伙伴。把“以人民为中心”翻译成全球语言，就是指卫生治理要服务最易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的人群；把“中西医并重”翻译成全球语言，就是指在现代医疗之外承认本土知识体系的规范价值，但必须以安全、质量、公平和证据为边界；把“预防为主”翻译成全球语言，就是指把资源前移到社区、基层、慢病、康复与公共卫生能力，而不是只买高端设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既是中国卫生治理的再出发，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方法论宣言；而置身于这一进程中的实践者所能做的，就是在具体困境里，与当地同行一道，把这些假设变成最终的现实。

（作者系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责编：李慕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